“6点10分，天还没亮，你真的觉得自己能进史书？”法警扶着手铐股票配资交流论坛，语气里夹着冰碴。车厢里，胡长清咧嘴一笑：“当然，我是建国后被判死刑的副省级第一人。”短短一句对答，为这位昔日副省长的终局定了基调。
囚车出了南昌看守所，车灯划过湿漉漉的柏油路。三月的寒意钻进车门缝，胡长清的嘴角却始终上扬，似乎在和自己较劲。随车记录员后来回忆，整段路程只听见铁链轻撞和引擎轰鸣，没有人再开口，空气紧绷得像弓弦。
半个月前的审判现场，是另一番景象。春节刚过，江西省高院门口人流如潮，旁听证早在凌晨就被抢空。胡长清被押上被告席时，还不忘整理西装下摆，右手轻叩话筒，俨然一位“主持人”。28页起诉书念完，法庭里爆出低低的惊呼：数额高达542万余元、巨额来源不明、私藏假身份证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，像锤子般砸在墙壁上。
面对铁证，他选择“技术性”承认。“那点小钱，记不住了。”他谈到几万元贿款时嗓音懒散；提到替儿子换美金、结果收了10万元人民币，他侧过头：“换不到就算了嘛，他硬塞给我干啥？”这番随意，把旁听席的怒火彻底点燃。有人几乎拍桌子，却被法警厉声制止。
公诉人随后把他与刘青山、张子善并列，话锋犀利：“论恶性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那一刻，胡长清的肩膀明显塌了两公分。午间休庭，他抬头望着天窗，喃喃一句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真要到那一步？”
要弄清这一步走得多远，得从他的出身说起。1948年，湖南邵阳一个偏僻山村，新生的第三个儿子被取名“长清”——家人盼他一生干干净净。可贫穷不讲道理。小胡长清天还没亮得赶牛，掰锅巴团当午饭，中午不回家，晚上借火炕微光写作业。父亲病逝时他刚11岁，母亲裹着小脚领着娃在山坡上挖野菜，七口人捱过了饥荒。
穷孩子多早当家。高中毕业，他参了军，十年辗转西北到广州，入党、提干、娶妻，挺胸成了“部队干部”。转业后进湖南省政府，一边工作，一边读了大学。1980年代，他被调进北京的中央机关。人脉、商客、灯红酒绿扑面而来，一个带着乡土味的青年，骤然置身权力与资本的旋涡。
有一次，他对同僚低声嘟囔：“同样拿工资，为啥他们夜夜歌舞，我们却算计菜金？”这句抱怨，像一颗火星，埋进欲望的干草垛。起初是礼盒、购物卡、周末小聚；后来是房契、现金、保姆车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从“收点心意”到“主动讨要”，只隔了半步。
1995年，他被下派江西，成为分管多个口岸与大型项目的副省长。外界只看到他雷厉风行的作派，却不知办公室常年灯火通明，文件袋里夹着酒楼菜单、商人名片、机票订单。平均每月33万元的受贿额，换成百元钞票可在地上铺出一条200米“红地毯”。临近案发前四个月，他又吞下93万元，“胃口大开”到惊人。
事情爆雷是1999年昆明世博会。7月18日，他主持江西馆日开幕式，刚在央视镜头前侃侃而谈，第二天竟“人间蒸发”。工作人员拨遍手机找不到人，连夜向北京汇报。组织部门急了：这可是副省长！一查航班记录，没有他的名字；再追手机定位，居然在广州。广东警方连夜循信号找人，凌晨两点在中国大酒店敲开房门。胡长清披着睡袍站在门口，淡定得过分：“我只是办点私事。”
真正让调查组警铃大作的是那只手提箱：贴着他照片却写“陈凤齐”的假身份证，两部未启用的新手机，两扎新钞。有人低声评价，“像极了临阵脱逃的准备”。联合调查组决定静观。很快，他手机里两个女人轮番来电——妻子和情妇。一个匆忙转移存折，一个连夜提取现金。蛛丝马迹连接成蜘蛛网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、私设小金库、外逃预案……问题雪崩一样滚了下来。
11月，中纪委专案组正式进驻南昌。胡长清被“请”到北京谈话时，还扬言“最多留党察看”。可面对审讯清单，他沉默了。后来他对看守员透露，真正击溃他的是那张假身份证，“带着它，我等于承认了自己想跑”。
2000年2月，江西省检察院提起公诉，罪名：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、伪造身份证件。两审维持死刑。终审宣判那天，他整个人像被抽走脊梁，嘴角微微抖，却还是递上一份上诉状，字迹潦草：请求从轻，留生路一条。
对家人，他自认“还有用”。看守所允许会见，他关切地问妻子：“手续办好了没？”妻子嘴唇发白，只能点头。事实上，她早被单位开除。母亲95岁、岳父独目，几个子女学业未成。胡长清恳求法院“至少别把房子收走”，可法律条文冰冷，没有例外。
他一直被蒙着下一幕：老母亲至死以为他是“打官司输了，被判五年”，在堂屋里烧香祈佛，日复一日喊着“小清快回来”；岳父在电视新闻里看到“枪决”二字，当晚心脏骤停。两个老人，一前一后离世，坟前连像片都只敢摆军装照，怕乡邻指指点点。至于妻子与三个孩子，背负“贪官家属”标签搬出宿舍，靠亲戚接济读完书。一个人的贪婪，生生压垮了两户人。
3月8日，刑场的枪声只有一次。子弹破膛的声音被山口寒风迅速吞噬，记录表上写下“7点05分，刑毕”。回到南昌，法警把手套摘下，深呼吸，谁也没说话。法院新闻通稿寥寥百字，却在全国各地引起震颤：一个副省长因贪腐伏法，这是“改革开放后第一例副省级干部死刑”。
某位研究廉政史的学者私下感慨：制度笼子的铁丝已经扎得够紧，仍有人非撞不可。胡长清的案例随后被纳入中央党校警示教材，标注“1990年代后期，地方高级干部腐败典型”。多年后，新入职的纪检干部仍要观看他受审录像，听到他那句狂妄台词——“我可以载入史册”——厅里常有人摇头冷笑：是，确实载了，只不过页面标题叫“耻辱”。
如果要给这起案件加一句注释，也许只有八个字能概括：贪欲无度，必自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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